[摄影]村里来了拆迁队 作者：甄宏戈

朵渔

5.12大地震，不仅制造了巨大的人间灾难，也催生了一座空前庞大的人文废墟：成吨的地震诗歌，将我们滥俗、贫乏的精神底里彻底暴露。以我不完全的观察，称之为“地震诗”的分行文字，大概有上万首吧？就其瞬间所形成的规模而言，不由让人联想起共和国历史上历次群众诗歌运动。诗人们什么时候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惯性：凡是群众热心参加的事情，我都要参与一下。到底哪里出了毛病？时至今日，在大批滥情的、抒情模式基本一致的地震诗歌面前，我仍然觉得恐怖，也很沮丧，因为我也在其中。

在我看来，这些分行文字中真正能称之为“诗”的很少，寥寥佳作更是被掩埋在统一标号的水泥废墟之下。我的判断基于这样一个诗歌常识：诗歌不是一件简单的抒情工具，它更是一种基于个人心灵的语言创造。它是最具个人性的创造活动，它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富活力与创造力的部分。诗歌不是不可以抒情，它在本质就是抒情的，但它不应该成为工具——其工具性表现在被某个事件、某种潮流、某种意识形态临时征用，以一种突然爆发的方式达至某种具体的目的。“地震诗歌”的被征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作为一种心灵抚慰剂而汇入集体的大合唱，它在自我感动的同时冀望于感动众人。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诗人写诗以求心安理得。它可能已经做到了“自我感动”，但它“感动众人”了吗？我自己的感受是：普遍的矫情、造作、主流、让人起鸡皮疙瘩；我听到的声音是：诗人们的表现甚至不如文学青年。更为恶劣的是，像忽如一夜梨花开一般，诗人的整体形象再次被败坏。

这样的判断面临着一种强大的道德伦理的压迫性责问：在灾难面前，在“大是大非”面前，写得好与不好还重要吗？诗人还需要考虑什么隐喻、转喻、修辞、技法吗？似乎，写好写坏只是无关紧要的美学问题，而写与不写才是最致命的道德问题。在灾难伦理中，永远是道德压倒美学，追问一首诗的“好坏”似乎是不道德的，“失败”已经不存在了。在这里，美学与道德的责任伦理似乎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分野。而我认为，无论就美学准则还是道德伦理来判断，“地震诗”都普遍很差。

在灾难面前，处于强烈的情感漩涡中的诗人们随手写下一些什么，几乎是出于本能反应。灾难时刻，永远都应该是属于诗的时刻。然而一场地震，却将许多人震出了原形，让人始料不及：原来诗人是如此主流、如此爱国、如此乖顺的啊。也许是灾难来得太过直接、太过强烈，诗人们处于情感的挟裹之下，几乎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更多呈现出一种原始的、粗放的、青春的、狂热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离多元冲突的、思辨与批判的现代性很远；而在经验上，多数人除了坐在电视机前流泪，大概再没有其他的经验方式了。那所谓的“感同身受”，所谓的“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升华吗？你脚下的大地也许在那一刻轻轻晃了两下，但你不在灾区，你活得好好的，有电视看，有饭吃，最多不过是不再娱乐，不再作爱；你的那些二手经验，大多是被选择、被放大、被扭曲的经验，带有一定的公共性，如此而已。你在一堆二手经验上抒情、抚摸，想以此慰籍大众，这不仅仅是诗歌美学的失落，更是一种道德的堕落。再看看那所抒之情，大多数主流得让人心惊肉跳，流氓们一夜之间都乖了，仿佛地震震出了一个新的国家，仿佛政府和军队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属性。由此，“多难兴邦”的逻辑才会成立。

几乎是在地震的当夜，我就在笔记本上胡乱写下了数十行文字，我知道这不是诗，完全是下意识的情感宣泄，自我安慰。第二天，看电视，再次接受震撼教育，再去写下不同的文字；如此重复了三四天，都是写来改去。直到第四天，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写成一首诗了，因为这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清晰的情感和个人性的思辨，而不再是简单的情感宣泄与认同。我把它写下来，贴在我的博客上和专栏里。我知道这首诗会“被用”的，它的确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它情感复杂，价值取向不入主流，使用起来也并不顺手（事实上，这首诗的被使用情况五花八门，除了民刊《诗歌与人》原版照登外，其余十数种发表版本都是删删改改，各取所需；最让我感动的一版是《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与我就修改状况字斟句酌；最严重的情况是《新京报》版的，竟遭“腰斩”，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半首诗”！），当时，已容不下任何异端的声音，“政治正确”压倒一切。诗之被用，不过如此。我作为诗人，所能做的就是写下，如何被用，我只能听之任之。韩东“表扬”我“勇敢”（韩东说：“这种时候，写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轻佻犯贱。正如朵渔在他‘写地震’的诗里所言，会沦为‘刀笔吏’。即使有沦为刀笔吏的危险，朵渔还是写了，这说明了他克服犹疑的勇气。”），我不是勇敢，本能而已。克服犹疑的过程是多次修改，修改的过程也是“诗人的本能”对“人的本能”的必要修复。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一首诗时，就有必要自觉去维护一个诗人在手艺上的基本尊严，而不是简单的加入唱诗班。如果写不好，或写不满意，就不应该把它拿出来，并以此来赚取所谓的道义承担。在灾难面前，诗人也是弱小如常人的，如果没有艺术的力量，你的那点慰籍简直微不足道。诗人有自己最基本的道义承担：维护诗歌本身的尊严。艺术的力量也正来源于此。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好，其他附加的承担都将是虚幻的，或适得其反的。

我写这首诗的题目叫《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轻浮，更多指向一种自我批判，羞愧、懦弱、无力感。那些轻浮的家伙，也许永远都无法正确理解“自省”的含义。有人据此与阿多尔诺的那句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巧做对比，其实是没什么可比性的。野蛮与轻浮，两种指向不同的情感。奥斯威辛是人类自身罪恶所造成的黑暗，这种人为之罪至今不散，就在我们身边（写作此文之际，我看到在贵州某县所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那似曾相识的“被自杀”，那一成不变的宣传口径，那拒不解释的霸道嘴脸，简直让我这个“不明真相的群众”出离愤怒！）；而地震是大自然的瞬间性灾难，让我们求告无门，让我们学会敬畏和有节制的生存。地震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一种像奥斯威辛那样的“人类之罪”？就是当它具有“人祸”的因素时，它才不仅仅是天灾，而是野蛮的罪。天无可怨人却可尤。灾难面前，诗人更多的是一个质疑者、见证者、提意见的人，而不是合唱、称颂、匍匐在地。从被逐出理想国之时，诗人的命运既已注定。

若说此诗与阿多尔诺有关，可能与他的“否定辩证法”精神更为接近一些。在他的《文学笔记》里，阿氏曾以其一贯的“否定辩证法”来谈论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抒情诗深陷于个性之中，但“仅仅只是个人的激情和经验的流露，还不能算是诗，只有当它们赢得普遍的同情时，才能真正称得上是艺术。”如何获得普遍性？必须通过语言的思辨，质疑，思考，以及作为思考的结果——思想进入诗歌，才会带来普遍性，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普遍的事物和周围的环境的朦胧的感受”。思想的进入不是简单的照搬，它依赖于对事物本身的认识能力，和对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世象的整合统一。诚如歌德所言，“你不懂得的东西，你就不具有。”如果你的认识是盲目的，单维的，一元的，你就很难获得普遍性。在这样一个时代，即使你不关注社会，你本身也带有了社会性。社会对人的压抑越厉害，诗人们的反抗就会越有力，甚至逃避（与复古）也具有了某种反抗的意味。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语言。语言在我们的身体内萌发，用以表达一个内在的自我，同时它又是概念的媒介，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同普遍性和社会发生关系。语言是主体对客体的献祭，是“主体把自己当作客体献给语言时的自我忘却”。也就是说，是语言在最深处将诗与社会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抒情诗不再流于口头谈论和报道社会而富有社会性，而是以愉快的表白与语言自愿的结合而富有社会性”。

以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理路来看，诗歌的美学伦理与道德承担不是相互凌驾与否认，二者的平衡端赖于诗人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对语言的应和与创造。秉持诗歌的常识和诗人的心灵去创造，所谓冲突就不会存在。在这样一个“地震时刻”，偏狭、盲目、创造力差，才是诗歌的大敌；浅唱低吟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蒙昧的。如果你写得差，就不要以道德承担来遮羞；如果你只字不写，可能是出于对诗歌美学的敬畏，也可能只是你的发声器官一时出了问题。无论如何，写与不写，都不应作为一种道德评判。而普遍写得那么差，才是诗人们应该被问责的。

                                             2008.6.30

[摄影]作者：姚风

为疯子们辩护

（修正版）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曾德旷（我们是朋友吗？我简直不敢这样说，不是怕他来借钱，而是怕周围人的眼光：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位朋友？），我从未见过此人，只是通过几次电话。我曾在自己主编的《诗歌现场》选过他几首诗，并为他编了一个日志小辑。对他的诸多争议也多由这个日志而来：那简直就是他的嫖妓流水账，今日几个，昨日几个，高矮胖瘦，价几何，高潮情况等等，间或夹杂一些对人生的迷惘，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他的很多私生活都是公开的（他似乎有意为之，并乐此不疲），我对他的了解仅止于此。他有时会出奇不意地打电话给我，“朵渔，我现在在忠县，刚喝了点酒……”“朵渔，我现在在长沙，刚喝了点酒……”“朵渔，我现在在香山，刚喝了点酒……信号不好？哦……”他似乎只有在酒后才会与我这个“正常人”正常交流。他似乎需要借助酒和性才能重返“文明人”的世界。

我从未将他看作一个“怪人”或者说“疯子”。我觉得他正常极了——他符合我心目中的一类艺术家的形象。他是个人化的，超越了“个性”这个小东西；他是独特的，几乎没有效仿者。尼采曾言，在任何哲学中，真正无可辩驳的东西都是“个人的”东西，并认为“透过三件逸闻，就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基本面貌”。我对曾德旷的了解，正是基于他的三五件逸闻之上。比如他常年混迹于社会主流之外，不事产业，蔑视家庭义务、伦理道德；他长年流浪在北京、拉萨、重庆的山上，流连于下等妓馆，动辄买醉；他不偷、不抢、不抽，一个失败的好人的形象，靠卖唱、朋友接济和为死人做道场混饭吃……这样一个人，肯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人。但他是一个诗人，诗歌是他的宗教。他不仅在生活里冒险，也在诗歌中冒险（他提出了一个叫“负诗歌”的概念），他从道德和艺术的双重叛逆中获取活力。诗歌宗教的心理补偿机制真是太强大了，“一个在诗歌上富有的人可以是一个乞丐”（帕斯语），这成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也坚定了他放浪形骸的风格。

事实上他是脆弱的，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脆弱，包括在诗里；他被生活悲惨地挫败了（也许是他挫败了生活），包括平常的人际交流；他成了疯子的年轻学徒，向上的门和向下的门都朝他关闭，而且还上了两把锁。他找不到钥匙——除了在诗里。至少诗歌的门是向他打开的，这是他唯一的宗教。许多人会说：看，这个小丑穿上了一件诗歌的花格子外衣！有诗歌总比没有要好——哪怕是疯狂的诗歌。这个世界需要一些疯子的纠正。

这个时代，到处都在滋生新的天才，似乎每一代人里都有几个，每一个论坛里都飘荡着天才的鬼魂——突然间天才生产过剩了，老诗人们有被推进坟墓的危险！于是战事四起，名额分配不公。曾德旷不是什么天才，因此他不去争取这项桂冠。他在争取桂冠和争取生活的道路上是双重的失败——这也正是他的疯狂的纯粹之处。他将自己彻底置于一种失败者的行列，并且觉得失败得还不够。无疑，他是处于“底层”的，他的日历上只写着“现在”“目前”“今天”“此刻”，他的酒和性经常性的处于匮乏状态，干了上顿没下顿。他粗俗，鲁莽，敏感，羞怯，从来不会干出“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之类的雅事。他也会习惯性地考虑自己的进身之阶，改变之途，无时或已的焦虑于焉而起，但这只会让他更焦虑、更抓狂。因此，他的诗也是不纯净的，里面有愤怒、迷惘、浑沌……他在自己的混沌状态里是无法认清自己的“底层”宿命的。他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以占有物为衡量标准的时代，选择做一个诗人本身，都显得那么疯狂，一种奢侈的冒险。而社会的“底层”，正是疯子们的天然居所。物，只要是有形的，都可以拿来换钱，但诗歌恰是“无形”的，因而也是“无价”的，它无法像雕塑、油画、装置那样拿去出售。用帕斯的话来说，诗歌也是“事物”，但是很轻很轻，它是用语言做成的，像空气。“它是思想又是形式，是声响又是寂静。”但说这些有用吗？诗歌在闪光，诗人在挨饿。雨果说“巴黎是一个概念”，对诗人来说，“诗歌”何尝不是一个概念？为一个概念而献身，这是多么的疯狂。

曾德旷的疯狂生涯依然在继续。他疯狂得质朴、自然，毫不做作；他疯狂得焦虑、绝望，没有功利。为这样的疯子辩护，是多么的困难。“世人皆淤沙，吾意独怜才”，但我真的羡慕他这样的生活吗？诚实地回答：不羡慕。我只是希望比这更精彩而已，但我缺乏他的勇气。他在生活上肯定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就像一段墓志铭，就像西方三十年代那段著名的“未探明时期”，生活是那般的急速、反叛，充满沮丧和冒险。我渴望的也许不是这种疯子们的生活，它应该更开阔、更自由、更宁静，就像从一间嘈杂的房间里来到充满冬日阳光的大街上……每次打来电话我都想劝他：“德旷，承认在生活上的失败是件聪明的事，承认你无法胜任正常人的工作、学习、生活也无可厚非。但人可以张开左手紧握右手，也可以张开右手两手空空，没什么了不起……人都是可以转变的（说不出口）……你目前要做的是，让自己安定下来，找个女人，找份工作，让自己在阅读、写作、朝九晚五中度过……你要注意酒精、艾滋、睡眠的质量，你应该……”幸亏我没说。我有什么资格来劝说别人呢？况且其口气就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他已经比我更精彩了，让他替我去活吧。

西川曾说“太像诗人的人不是好诗人”，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稍作改动：“太像人的人不是好诗人。”我说的这些人，在这个时代里普遍的人模狗样，普遍的如鱼得水。

一个时代如果太过正常，就失去了自身的魅力、活力和创造力。太过正常意味着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在整体性地控制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这是个被“物”控制着的时代，被“前进”挟裹着，被“未来”召唤着，人为物役，忙忙碌碌，身不由己。诗人的任务正是挣脱出整体性的生活控制，诗歌是少数派的意志。想当年，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们充斥着酒鬼、海盗、性变态、冒险者，波德莱尔的堕落天使、阿波利奈尔的都市流浪汉、魏尔伦的性与梅毒……从巴黎的米歇尔林荫道到“洗衣船”，从左岸的蒙马特高地到右岸蒙帕纳斯的下等旅馆，到处活跃着饥饿艺术家的身影。那真是一群疯子，一群尼采所称的“患病动物”。那批人物里，真是没几个“正常”的。魏尔伦的酒，兰波的性，梵高的耳朵，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的羊颠疯，托尔斯泰的歇斯底里症，莫泊桑的麻痹狂，以及精神病院里的老庞德……据说莫伯桑贪淫好色，发病时口出狂言，说他奸污了全世界的女人；据说叶赛宁因酗酒经常求助于精神病医生，跟邓肯结婚后有所好转，创作上却无所作为。俩人关系破裂后他又精神崩溃，却佳作不断；据说福楼拜跟朋友们打赌，当着他们的面跟一位妓女性交，连帽子也不摘，嘴里还叼着雪茄……这种姿态不仅仅是一种夸口，它宣告了对主流社会一切公认的神圣事物的强烈蔑视 ——你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事，其实是一钱不值；你们过这人模人样的生活，却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

诗人们基本上是一群精神失常的生物，他通过疯狂的艺术创造来疗救自己。一位日本人曾调查了782位著名艺术人物，其中精神极端失常者占83%，健康者仅占6.5%。在艺术的世界里，疯狂是个好东西。在《斐多篇》里，苏格拉底认为疯狂是神的恩赐。他指认了四种疯狂：预言家发神谕时的疯狂、现身在种种洁净和消灾密仪里的疯狂、来自缪斯那里的咏歌作诗的疯狂和由神遣来人类身上的情爱的疯狂。诗人居其一。疯狂的诗人们往往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独立性和道德自治；他可能因此而变得傲慢自大，因疯狂而沉沦，堕入社会的底层，但他最终将会“僭取上帝的一项属性而成为一个创造者”。而堕入社会的底层正是疯子们的共同命运。那些疯狂的诗人们——从浪漫的一代到迷惘的一代再到垮掉的一代，有几个人是在活着时就找到了自己的读者和桂冠的？有些人是找到了，比如雨果、拜伦、拉马丁，但更多的疯子至死都是大众的毒药：1876年，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只印了195册，十年后的自选集《诗集》印了40册；兰波的《地狱中的一季》印了500册，他自己拿了6册，其余的丢在了印刷厂的地下室里；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一版是自费印刷，直到第五版，他才赚了25美元。“诗歌不追求不死，而追求复活，”帕斯曾对那些寻求现世读者的诗人们说，“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得拉克，多少法国人阅读龙萨，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

    其实不必以“寂寞身后事”来安慰疯子们，失败正是他们的追求，“底层”才是他们的命运。诗人的敏感、脆弱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无谋，对被过度驯化的循规蹈矩的不屑，常常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绝望。他们不仅面临被审判、被训诫的危险，还要对付主流社会派来的医生，对付肉体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以及匿名的集体性压迫。他们需要在人间的炼狱中挣扎、冒险、破坏、赴死，去寻找“另一个我”的存在。在对待和拓殖个人“身心”的意义上，疯子们都是尼采所言的“新人”——他们普遍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创造力，超越善与恶的划分，不为一般人对幸福、公正或怜悯的渴求所羁约，渴望成为自己本来形态的主人，这正是一种“伟大的尼采式探寻”。当他们从“底层”的境遇中挣脱出来，一个新的形象显现——这个世界少了一个疯子，多了一位名流，世界的精彩自此减了一分。……我至今对八十年代的酒和自由心向往之，那时候，圆明园的某个陋巷里是有酒的，四川的某个小县城里是有酒的……如今，酒徒们摇身一变成了股东、市民、经理、畅销书作家，一个秘密宗教没有了信徒，新的一代人不再步他们的后尘……诗歌的疯子们从穷困、潦倒、酒精中挣脱出来了，跻身于成功者一流，待业青年成了流亡的大师，圆明园变成了798，穷艺术家的生活场景越来越稀少，不成功是可耻的，混不出来是因为不识时务……归来的疯子们向城市投诚了，凯撒的归恺撒，上帝的也归恺撒，“没有谢幕就离开了舞台”。

在对待人身、弃置道德的意义上，福柯是一位疯子们的现代辩护士。他本身也曾是疯子的一员。在其《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他认为被称作疯子的人是无辜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病理意义上的疯子），真正有罪的是社会。他反复强调了自己对疯子的“道德观点”：因某些独特的幻想和野性的冲动而躁动不安，并非不道德。这类极限体验应被视作一种方法，借助它可望重新找到一条进路，来探索人的被幽蔽的狄俄尼索斯要素；倘若疯子们的冲动因受到囚禁和训诫而被逐入内心，同时产生一种新的、自杀的冲动，那也不是此人的错。他认为人的肉身是一种本质上无定性的冲动和活力流，因此，有必要用肉体、用肉体的各个要素——它的面积、体积、浓度，创造一种无训诫的生活。“在萨德和戈雅之后，而且从他们开始，非理性就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他是尼采的信徒。尼采认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和本性是毫无责任的，对人的行为进行评判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行为；尼采的“酒神精神”则意味着人的主体性上升到了彻底的自我忘却。只有当理智的行为和日常的规范被打破，一个难以逆料的世界才会敞开。在反道德方面，福柯走得更远，他甚至为强奸罪辩护，“……强奸不过是一种侵犯行为：从原则上看，在用拳头打击某人的面部和用阴茎插入某人的阴部之间，并无任何区别。”

福柯的疯狂还在于，他并非仅说说而已，他是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肉体和性来探寻和实践这一切的。他热衷于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酒吧，热衷于SM，热衷于尝试各种致幻剂……他认为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晚年，他曾兴奋地向一位记者转述：“我们正在发明各种新快感！那是超越性爱的快感！一个年轻人，最近去加利福尼亚红红火火的同性恋酒吧转了转，回国后便径直跑到我这里，喜气洋洋地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勃起已经绝迹了’！”

在福柯看来，古代犬儒派的生活方式就足够疯狂，其首要标志，或许就是第欧根尼在闹市上进行手淫——第欧根尼把哲学看作一种极限体验的场所，他无礼地当众为所欲为，用嘲笑、挑衅和叛逆向社会提出一个个根本性的难题，同时充分享受自己肉体的自由。寻找自由的过程就是一种自我创造、自我发现的过程。福柯在1982年向一位美国记者说：“我算不上一个大知识分子，在生活和工作中，我的主要兴趣只是在于成为一个另外的人，一个不同于原初的我的人。”自由总是可以找到的，“不要在乎权威会说什么，真理就在你的自我之中”，不要怕——不要怕活着，也不要怕死亡，你所要干的就是去希翼、去创造、去超越。而自由的顶点，就是一个人的死亡，被福柯视作“抒情的顶点”。他在1963年写道：“正是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逃避各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再承受它们把一切人拉平的影响，从而与他自己融为一体。”1984年6月25日，他以一种时髦的现代病，低达了自己“抒情的顶点”。

我们的世界里并不缺少疯子——帕斯卡尔说过，人必然是疯狂的，不疯也许只是疯狂的另一种形式——只是缺少那些伟大的疯子。西川在《面对一架摄像机》时说，“什么叫疯了？疯了的人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只有一个方向，他就朝着一个方向走，这种人肯定就是疯了，一个犹豫的人反而是正常的人。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反倒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以自己一贯的“反常”和悖论宣称：“那么这个时候是谁在坚持这种自相矛盾的权利，是艺术家，是诗人。”在他这里，诗人成为常识的守护者，疯子们正是那些屡次要冲下山崖的孩子。我以为：这个世界需要“正常人”的坚守（常识），也需要疯子们的破坏、探寻、打破禁忌。

并非所有的疯子都惊世骇俗、落拓不羁，有些疯狂其实来得很温柔，他们只是不合作，他们只是要自由。毕加索为了自由而躲避世俗的成功，“一旦艺术得到认可，它就不值一钱；任何值得一做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承认的。”当年二十多岁的瓦雷里初到巴黎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成了马拉美的得意门生和年轻的象征派诗人的一个领袖，循此下去，一切似乎光辉灿烂……然而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它放弃了：他放弃了文学生涯，沉默达二十五年之久。二十五年之后，他拿出了《年轻命运女神》、《海滨墓园》。一个伟大的疯子敢于将时间放弃掉。

并非所有的疯子都令人愉快，事实上是，绝大部分疯子让人忍无可忍，他们贫穷、羞涩，而又自大、黑暗，这也是疯子们动辄得咎、被逐出正常生活轨道的原因所在。更让人恼火的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是一些伪装的疯子——疯狂成为一种博取利益的表演。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西川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在《疯子骗子傻子》一文中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描述）。真疯子与假疯子的不易区别，但有一条红线，那就是：名利。有个市侩的说法是：有钱的疯子是艺术家，没钱的疯子是疯子。混子们穿上疯子的外衣，聪明地采取一种违逆于主流社会口味的方式，往往只是用来博取意外的收益。而真正的疯狂，往往无视被规训的危险，甚至无视世俗的利益。疯子眼中无利益，甚至无利害，他只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创造、破坏与探寻，无所谓成功与失败，是一群天真的“罪犯”。

如今的诗歌圈子，可谓空前混乱，“史无前例”，“茶杯里的风波”一起接一起。混子们搅浑水是为了摸到鱼。很多“正人君子”已经坐不住了，试图用一个个“排行榜”“下半月刊”“标准讨论”“虚拟选本”“公约”“宣言”等等来规范之、训诫之、矫正之，试图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这种规训别人的冲动如果只是出于“比你较为聪明”，我以为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其实都是无知的。在远未经典化、规范化的汉诗小传统里，任何文学史的臆想都只是“一个人的文学史”，共识永远不可能存在，也没必要存在。在打击混子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这个伟大的序列由色诺芬、苏格拉底、伊拉斯谟、蒙田、洛克、库萨的尼古拉斯、休谟、伏尔泰、莱辛……组成），我不相信真理在某人一边，我也不相信有一个适用一切人的“标准”。“标准”有可能存在，但它变动不居，在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一种“判断”。“判断”是个人的，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理性的态度是：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不妨碍我们的交流，“自我批评是最好的批评，但是别人的批评也很必要”（波普尔）。

很多人已经被混子们的表演激怒了，对诗歌江湖的泥沙俱下失去了耐心，他们睁大了眼睛在疯子们（真疯子和假疯子）中间寻找诗歌的敌人，这种不容异说的斗争哲学（波普尔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帮助人们寻找他们的敌人，而非朋友）本身就是一种疯狂的表演，是对别人自由、价值和尊严的侵犯，是对自己无知的盲目。没有自治的相互宣判是无聊复无效的，它永远无法达成相互的谅解与宽容，而宽容正是认识到我们人的可错性的必然结果。人孰无过？原谅他的愚蠢吧。

最近看到陈丹青的一个访谈，说起前卫艺术界的“泥沙俱下”，他的一个观点是：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现代化转型，泥沙俱下很自然，总比淤积了好。重要的是让一切转动起来，“让事情发生”。老陈的眼界是挺高的，“事情发生”了，一切才有可能。泥沙俱下，释放的不仅仅是魔鬼，还有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至于泥沙们何时才能退场，那又有何关系，毕竟艺术的事情还是“时间说了算”。“艺术是小意思，被更大的事情所决定”。

                                                               2008、3

[画作]马格利特的月亮

五个父亲  

很奇怪，我们与父亲的交流不多，与父亲的情感维系往往也只是一个场景、一种气味、一个细小的动作或一个表情、一张脸孔、一个动作、一句话，但我们却写出了很多献给父亲的诗作，而且都那么优秀。“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我读着他的头发/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多多《我读着》）。从才情的方向看，多多就是他那代诗人里的天才，他的沉痛与高贵使一个父亲显得独立、威严，堪称严肃性的典范。“父亲和我/我们并肩走着/秋雨稍歇/和前一阵雨/像隔了多年时光”（吕德安《父亲和我》）。这首诗所具备的经典性让人无可挑剔。他的诗从不用力，也从不懈怠，像怀着感恩的散步一样，姿态迷人。“作为父亲您带回面包和盐/黑色长桌 您居中而坐/那是属于皇帝教授和社论的位置/儿子们拴在两旁不是谈判者/而是金钮扣 使您闪闪发光/您从那儿抚摸我们 目光充满慈爱/像一只胃 温柔而持久”（于坚《感谢父亲》）。我刚看到苏童的一篇文章，说他读了于坚的《舅舅》一诗，感动得要流泪。能感动黑暗中最普通的读者，一直是于坚的追求，他做到了，依靠的是最基本的人类情感、最细微的体察、最直接的表达。他能准确地拨动人的心弦，他的激动使我们激动，他的感恩使我们感恩。

“九五年夏至那天爸爸在天上看我
老方说他在为我担心
爸爸，我无法看见你的目光
但能回想起你的预言
现在已经是九七年了，爸爸
夏至已经过去，天气也已转凉
你担心的灾难已经来过了，起了作用
我因为爱而不能回避，爸爸，就像你
为了爱我从死亡的沉默中苏醒，并借助于通灵的老方
我因为爱被杀身死，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再也回不到九五年的夏至了——那充满希望的日子
爸爸，只有你知道，我希望的不过一场灾难
这会儿我仿佛看见了你的目光，像冻结的雨
爸爸，你在哀悼我吗？”
               ——韩东《爸爸在天上看我》

这首诗需整首引用，因为你无法将它从某一个地方断开，诗人在写作时，根本没有喘息，没有停顿，一气呵成，这种急促的表达使整首诗积聚了充沛的情感。有一次我拿起来朗读它，读得感动，觉得就像是我写的。这应该是诗人中后期最重要的作品。

    在我的笔记本上，还抄了两首写父亲的译作，但忘记作者是谁了。其中一首写道：“几年以前，有一次，我走在父亲身旁/穿过一些被风吹落的梨子。我记不起/我们说过的话。也许只是默默地散步。但/我依然能看见他弯腰的样子——左手撑着/膝盖，咯吱作响——把一只腐烂的梨/捡起来拿到我跟前。一只大黄蜂在里面”。就是那一个简单的动作——弯腰捡梨——一下子把我打动了，既使整首诗技术粗糙，即使它什么也没说，我觉得它依然优秀。另一首是这样的：“祝福我，父亲，因为我犯了罪。/我撒过一次谎，有一次我不听话。/还有，父亲，一个男孩摸过我。”/“告诉我，孩子，这抚摸下流吗？/比如，他摸你的乳房了吗？”/“他轻轻拂了我一下，父亲，非常轻。”这首诗很奇异，将一种关系表达得暧昧而又温情。我从没有在汉语的女诗人里读到过这样的作品。

    相比于以上这些优秀之作，我几年前写的这首《日全食》不值一提。我只是被记忆引导着，在孤独中表达另一种来自童年的孤独，每当我闭上眼睛，某种气味、某段音乐、某种情愫都会在刹那间将我带回童年的老宅、麦地、场院。父亲年轻时力大无比，但也仅仅只能将我们兄弟粗糙地养大。他什么都干过，就是挣不到钱，挣到的一点钱，都被他赌博输掉了。他好事干透，坏事干绝，情感粗糙，方法简单，但他依然是个父亲。我们从来不曾交流。我对他充满同情、怨恨、感恩、嘲弄等等相互矛盾的心情，直到他的老年，我觉得我变成了他的父亲。再没什么好埋怨的了，多年的积怨变成了一种记忆的诗学。《日全食》来自一个场景的记忆：我积弱多病，拖着身子来到院子里，此时日全食已接近尾声，刺眼的光线投射下来，在忧郁的开满槐花的大树下……此时我看到父亲，挥汗如雨，往田里运肥。我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我可能什么也没有表达，但写出来后，我很满足，觉得对父亲是一个交待。

    几乎所有献给父亲的诗作，都符合一种记忆诗学的艺术法则：重新回到童年，使童年成为情感的核心。“童年是存在的深井”，它是一种心灵状态，一个场景，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让人惊讶。以前和它们在一起时，从来不曾听清它们的声音，现在在记忆中，被梦想引导着，诗人开始宁静地倾听它，并使它重新变得清晰，更加清晰。

                                                             2005、3

附：日全食

医生走后，我决定爬起来

多日以来的肠炎，让我虚弱不堪

庭院清凉，穿过槐花的光线

像一阵小雨落下

一群鸡雏在柴草间追逐

几乎全部的家畜都出门了

只有我父亲，赤裸着上身

在院子里挖土，一趟趟地

往田里运肥

汗水掉到粪堆里，焦躁挂在嘴角

和他面对，真是一种罪过。

他不行了，白发覆盖了他，

不再似当年  连夜往安徽贩大米，

把发情的小母牛  按倒在田埂上。

他将铁锨扔向井台

拉开了栅栏门，在他身后

是一大片的田野和极少数的鸟群

整个村庄都保持着沉默

只有很小的阴影跟着他

那是谁投下的目光呢？

我抬头望天

一轮黑太阳，清脆、锋利，

逼迫我流下泪水

（2000）

[照片]********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8年公告

一． 　　

 对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2008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年初雪灾、西藏事件、护送火炬、山东车祸、汶川地震，等天灾人祸给了中国人严峻的考验。这些国难的惨烈和罪恶程度置诸当代史，大概只有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可与之相比。

 当代中国人常以躬逢千百年来的盛世繁荣而与有荣焉，这一顺势思维自动屏蔽了心灵和眼界的创造性领域，甚至对稳定大局、增长指标等等也抱有从谋的理解。中 国人以透支他人生命、自然环境和自身人格为代价，争先恐后地求赏压榨出的发展红利，及时分享简单占有的快乐，做了专制的一分子或专制集团地位较低的合伙 人。以至于党国大老，但求庸福，得过且过；社会中坚，猎艳追新，得意忘形；新新人类，习解网络，作长夜游；知识分子，醉生梦死，乡愿犬儒；……当代中国人 以技术、制度、文化做保证的专制生活，经经济装饰，做成了螺丝壳内至大的道场，并成为中外人士多赞美陶醉的好地狱。

 自1989年以来，不到二十年，国是日非，天崩地解。一个世代的繁华以国民沦落为代价，中国国民如此骄傲于名字、名词和当世成功，以至于他们宣称：勿须敬 畏自然；他们对现实的质疑者则说：何苦生在中国。一个世代的进步抵消不了国族集体沉沦堕落的步伐和灾难。由此可知，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离天人境界、离神 正目的等同情、敬畏、担当、布施的人性和文明价值何其遥远。

 中国的国难仍在延续，中国劫给予中国人的劫数远未结束。自1979年以来的"中国劫"，1949年以来的"中国劫"，1919年以来的"中国劫"仍在延 续，并不断繁衍出新的天灾人祸形式，让中国人在动乱、乱动、改良、革命之间无所适从，在公平、效率、污染、匮乏和治理之间伪善、坦率而无能，在生与死之间 绝望而虚妄。一个自称繁荣、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总理频繁以泪洗面，以哭示人，可见我们感人的繁荣是多么脆弱，我们离尊严、高贵、正义的人格成就何其遥远，我们离保障生命及其快速修复创伤的现代国家制度何其遥远。一国自称尊重生命的国民，在哀悼之后进行广场狂欢式的"中国加油"呐喊，可见其国民在国家劫运面 前如何无能自主，对养生送死的生命礼仪如何陌生，离生命的至上悲情何其遥远。

 这种左右摇摆、治乱循环的"中国劫"多由 于地理环境、气候变迁、人事变动等因素引起，但更大程度上是我们中国人全体造成的结果。这一"中国社会巨大而永恒的秘密"，令中外思想家、哲学家、战略家们惊奇不已的"秘密"，自公元前一二世纪开始在中国社会潜藏作用，至今2000多年，它给了我们中国人在漫长黑暗里的罪苦和得意；今天更为严重：十数亿中 国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和知识含量大概是文明以来最为低劣的。在向宇宙自然、天父地母发出的吁请、哀求等人类信息中，大概没有比中国人更成规模，更悲苦，也更罪恶的。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自1979年前后开始的新一轮"中国劫"，经1989年的暴力背书或"护航"，集中西罪恶之大成，将西人的资本、技术、文明成就嫁接上中国的"潜规则"，使得当代繁华的中国都市都如垃圾堆上的"恶之花"。即使在中国军人曾以为 最后避难地的西部，今天不仅为潜规则生存的中国人侮辱和损害，更有地震、泥石流等形式揭穿了中国生存的真相。大陆中国，上干天和，下招怨怼。以至于成千上万纯洁的童男童女们无声地献祭，成千上万无辜的黎民百姓们无言地赴死，成为中国踏入现代性门槛之际最为惨烈的文明救赎景观。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劫难和救赎面前，我们仍很少听到汉语世界的个人哀歌、个性省思、罪己悔过，我们听到的是十足的官语，绑架后的民气语，不知所 云的翻译语。我们看到的灾民无论男女老少多被宣教成嗷嗷待哺的子民，我们看到的废墟多被权力及其帮忙者化妆为他们恩泽惠及的表演场。我们很少看到汉语世界 的作家、学者、思想家们的教训言说、庄敬态度和救赎思考，我们看到多是口含天宪、代言民情、以及"灾民理性"的时论、慈善点心、一度上演集体趣味的次法西斯美学此时具体表现为集体从众的次法西斯悲情。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在危难时刻，我们仍少有不可撼动的个人主义意志，少有蒙尘也不可遮蔽的现代国民 的尊严品质，甚至少有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可见我们中国人离现代性何其遥远，我们的现代性成就何其低劣，而回归传统的路更远。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注意到：我们中国人能够在东土大陆成就一个文明，仍在于我们中国人中的优秀而高尚者，在其一生中书写了人性向上的明德文本。他们活下 来了，文明也活下来了。即使当下，在生态、世态、心态近乎崩溃性的灾难面前，我们仍有埋头苦干的人，有舍己救人的人，有毁家纾难的人；有以法施民者，以死 勤事者，以劳定国者；有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圣贤、官吏、商旅、高僧、壮士、歌女、志者、师长、仁人等等，其德音从未断绝，这都是我们文明不熄的火 种，不灭的生机。天象人事示警，这是传统中国文明最善应对的：在人定胜天、集体动员、原始军事化手段等集权之外，我们的文明有着敬畏天地、道法自然、保民安康等无为的合目的性；在资本和科学拓边殖民时代，恩格斯也提醒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对当代人来说，我们最需要的不仅是学会敬畏，学会反求诸己，而且要让敬畏、修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此我们才能庶几无愧，如此我们才能组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此我们才能无缘大慈、异体同悲，如此我们生存的自我完善才能联系无限的道理和性情。

这道理和性情首先是中国的。国是需要智慧，国人需要肝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吁请同胞们共勉努力，在自处、相处乃至跟自然共处的情境中表达我们的明德、至善和自新日新，布施、担当、同事，以告慰亡灵，并给中国道场以庄严利乐。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让我们常常想起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一个人。

二．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2008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刘**先生，以表彰他对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所做的富于洞见的建设性言说。

   作为80年代即以"黑马"姿态跃入文坛，在短短一两年内暴得大名的青年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既是80年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受益 者，同 时也是酿造其氛围、推动其做大的"始作俑者"之一。许多35岁以上的人，至今对刊载其系列文化批判檄文的《深圳青年报》、《中国》等报刊纸贵洛阳及其在京 城高校激情演讲的火爆场面记忆犹新。1988年6月，其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会，甚至成了一个文化事件：以不久前刚刚辞世、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著名思想家王元化教授为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囊括了北大的谢冕教授、川师大的高尔泰教授、复旦的蒋孔阳教授、人大的蒋培坤教授及人文出版社的牛汉等9位文艺理论界的顶尖学者。原定的会议室容纳不下，破例临时改在主楼一间可容纳400人的大厅举行。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 其博士资格。尽管如此，刘**却不附从主流，而是坚持批判立场：他在事后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痛陈"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整套程序"，如何 "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行高于众，众必非之。"刘**的激烈言辞，被芸芸众生看作哗众取宠、装腔作势、卖弄才情，还有人说刘即他自己主张的"非理性"的典型，是"狂人 "、" 疯狗"（殊不知，在刘自己看来，"非理性"恰恰是终极的理性，正如他在一次演讲时所说，"最高的智慧，不是清醒，而是困惑。"）。刘的同事兼副导师童庆炳教授则为他辩护："我敢说，刘**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懂什么叫哗众取宠，什么叫装腔作势。他做学问如同生活。他怎么想，就怎么说。直来直去，直到不讲写作技巧，直到不讲语法逻辑，直到不知道保护自己。他的心永远是不设防的。……他的深刻、惊人之论和片面、偏颇之词……就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 古今中外成大气候的学问家，有哪一个不是在深刻之中带几分偏颇与片面呢！但刘晓波能不能成'大气候'，这就要看他今后的路如何走了！"

   后来的刘**果然"走叉"了路：从"黑马"走向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对决，为此出语惊人，屡屡"出位"，乃至其在海外放言的"中国应做三百年殖民地"一说和"混世魔王毛*泽*东"一语成为中共诟病其"卖国主义"、以民族主义 的道德义愤将其钉上"耻辱柱"的话柄。但刘**是真诚的，他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憎恶建基于个人至上的生命价值。他说："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 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李泽厚的那句话，他说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多 年后，暮年破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旗帜的李慎之老人明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文化。

   89运*动是刘**精英道路的转 折，也是他从"黑马"而"黑手"的拐点。1989年4月26日，他中止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活动，以单程机票回到北京，旋即卷入学潮，成为在背后"插手 学潮"的"精英"一分子。与卷入那场运动的其他"精英"不同的是，刘从不讳言自己是"黑手"，甚至以此为荣，因此很快成了学潮的核心人物之一，到后期，甚 至成为广场学生心中的道义象征。这个一贯反传统，反爱国、民族主义，视群众如乌合之众的叛逆者，在民主运动中居然发出如此呐喊："大学生们正在为我们古老 的民族受难，任何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冷眼旁观。……如果我们每个人承担起自己应付的政治责任，中华民族就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他甚至在民主事业面前反省自己："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对中华民族的绝望是否理由充足，第一次失去了藐视公众的信念，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公众的觉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个人置于身其中就像台风中的一片树叶，顷刻被卷走。"

   后来发生的悲剧有目共睹。此后近20年，曾经并正在经历着 牢狱之灾、监视居住、剥夺公民权等专制打压的刘**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精英话语圈。1989年9月出版的恶名昭著的小册子《刘**其人其事》（郑旺、季蒯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其定位为"狂人"、"黑手"、"流氓"，这个 80年代叱咤风云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成了中共政治宣传话语中的"社会渣滓"。不仅如此，他还被剥夺了出国旅行和在大陆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权利。如此险恶甚至无望的生存，也许促成了刘**生命中真正深刻的、脱胎换骨的转型，与80年代的知识精英多入主流、多享功名、多人阔变脸的转型不同，刘**的转型是从学 者、思想家向政论家的转型，是从作家向持不同政见、持自己意见的中国公民的转型。

 作为亲历并见证了整个80年代由精 英主导的社会启蒙运动及80年代末的民族悲剧，并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知识分子，刘**的转型，无疑具有标本意义。对此，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其转型的轨迹：陈*奎德先生指出，"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胡*平先生将这种转型评价为"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而旅美学人程映虹则把刘前后判若两人般的"华丽转身"定义成"两个刘**"。

   转型后的刘 **在海外华文媒体及互联网上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字，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公共外交、文化艺术及道德人心等方方面面，出手之快、涵盖之广、开掘之深，鲜有出其右者，堪称华文世界"第一健笔"。正如其每篇文章最后约定俗成的落款（"××年×月×日于北京家中"）所彰显的那样，刘**虽然身处京城，但纵笔天下，激扬文字，畅所欲言，已完全超越了"尺度"、新闻检查等桎梏本土知识分子的藩篱，仿佛已提前置身于"自由王国"之域。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超然"，并没有毒化他的心态，也没有隔绝于中国社会之外。相反，早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练，加上其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自觉，使其始终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不懈地思考着转型的方案，乃至转型后的方向，为"后改革"的软着陆提供了一个打通知识界与民间社会的、弥足 珍贵的独特视角。

   这种富于前瞻性、建设性的思考，甚至改变了刘晓波"为人为文的姿态"：早年那种天马行空、个性张扬 到极致，有时甚至不无霸气的诗意、率性的表达少了，代之以温和、悲悯、内敛、坚韧的风格。"风格即人"，文字是思想的外壳，其文风的流变，无疑是人格转型的外在表现。在从思想上走向被认为是"温吞水"的英美自由主义之后，刘**显然已超越了"斗士"、"反体制作家"、"异见知识分子"等符号性存在，开始着 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的现实格局，从实际的社会效果出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以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为武器，探求民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出路；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执著，来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基于近年来公民维权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矛盾，指出诸如"维权伦理"等听 上去比较刺耳的问题，对某些"人权斗士"型维权律师的激进姿态提出了批评，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批判。

   但无论如何，刘**从来都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念。如果说前者使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时，还多少保持了某种与权力对决的"斗士"姿态的话；那么对后者的信仰则超越这种突兀的战斗姿态，指向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时所需要的日常、平凡、谦卑而韧性的努力，尤其强调了在社会转型之际，知识分子个体转型的意义和重要性。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感谢刘**先生持久性的中国公民言说。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刘**先生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关照、对转型方向的逻辑推演和预期及其融自由主义学理于温暖、踏实的评述之中，在学术表达与现代传媒性表达之间左右逢源而不失平衡的文字，是21世纪汉语思想可以超越"精英"思维而存续的明证。　　 　　

   刘**先生代表作：《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劳改基金会，2005年11月第1版）　　　　

   2008年5月19日汶川国难"头七"、国家哀悼日第一天初稿，6月2日国难"三七"定稿于北京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8年公告 全文完)

[图片]来源：徐慢博克

【朵渔推荐】


诗　人：旋覆 
诗　作：《白夜》 
推荐人：朵渔
推荐理由：这首诗的优秀不仅仅在于形式和技术，而是其思考的深度，和表达的自如。此诗出自80后年轻女诗人之手，让人刮目相看。

白夜

■旋覆

第一晚：睡着前用了很多时间，想明白了所有事情

第二天：有多明白就有多焦灼

第二晚：真理让人不快

第三天：与生活平衡的是,真理是个负数

第三晚：失眠,失效,全部塌陷,头部翻起浪头把人体拍碎

第四天：多么平静的一天,棉被在外面吸着阳光

第四晚：好像趟过童年院前的雨水，去做一个梦，清楚地看见爱和不幸

第五天：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在人和人之间的空隙里

第五晚：把别人赶走会留下爱么，那轻薄、狭隘、毫无可取之物

第六天：一群孩子，一群从痛苦里生出的欢乐

第六晚：就是这一晚，我们性交和怀孕。因为独处的时间，就是恨别人的时间

第七天：站在恨里看自己，这反复的一生

我们全都败诉，我们谁有所发现，说的一定是，我不知道